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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乌兹别克斯坦日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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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4 16:46: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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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凌晨3时,飞机抵达塔什干。一个高个子俄罗斯男人模样的机场工作人员站在狭窄的过道里,捧着一张纸大声念着上面要客和公务舱乘客的名单,要这些人到贵宾室里办理入境和海关手续。贵宾室狭小得有点憋屈。十几个浙江男女商人忙着填写入关表格,表格只有俄文和乌兹别克文,没有中文表格。他们不知道怎么填写。机场工作人员只会讲乌兹别克语和俄语,听不懂英文和中文。过了边检后,开始了难熬的行李等候。贵宾室里有一个小小的卖洋酒和伏特加的免税店,售货员是一个俄罗斯姑娘。

“来旅游的?”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国男子问。“是的。”“这个地方有啥旅游的?”男子说,“你过去来过吗?”“25年前来过。”“这么多年没啥变化。”“这个地方有中国人吗?”我问。“乌兹别克有一万多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他们都是来给中水电、中石油和中隧道打工的人。”“这里的社会治安怎么样?”“比中国好,因为这里的法律比较严,至少在塔什干不会出问题。”“当地人对中国人什么态度?”“对中国人好,因为当地90%以上的小商品都是从中国过来的”,男子说。“这个国家是靠农业,还是畜牧业?”“这个国家物质匮乏,主要靠进口。主产棉花,还有点油气资源。”一个小时后,推着我的行李箱,走出陈旧的机场大楼。在挤满了迎接旅客的人群中,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有人高举“欢迎清华大篷车课堂”的中文牌子站在最前面。举牌者是一个身材苗条的黑发、高鼻深目的年轻女子。“我叫李雅静,是你们的中文翻译。”雅静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我老家是撒马尔罕的,在撒马尔罕学的中文,后来到上海大学留学一年”,她说。“那你是铁木尔或是成吉思汗的后人了”,我说。“看来您很了解我的国家。”

我们的大巴出了机场,沿着一条林荫大道朝塔什干市中心驶去。刚一进市中心,首先进入眼帘的是点缀着明亮绿色灯光的高大的东正教教堂。望着这座上世纪六十年代修的教堂,我疑惑地问,“乌兹别克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吗?”“我们国家不是伊斯兰国家”,雅静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信东正教或是伊斯兰教。”但是这个国家南部的极端伊斯兰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据报道,近年来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搞的一些暴恐事件,多有乌兹别克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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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老乡了!”一走进白东山的家门,白高兴地冲学生中的四个陕西籍学生喊道。白东山是第五代东干人,但依然满口老陕话。

“安集延的东干人都是1877年左宗棠镇压陕西和甘肃回民起义,从喀什那边翻越天山过来的”,67岁的白东山开始了他的述说,白是历史学博士,担任过塔什干东干村学校的校长。他一家三口,住在一座上世纪80年代的旧楼的四层。“我们东干人都是口传历史。我家是陕西白家嘴村人。那年冬天我们翻越天山的回民有15000人,只剩下了3400人逃到了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我们先是从喀什到吉尔吉斯,然后迁移到安集延。逃到安集延落户的多是甘肃的男子,他们娶了当地乌兹别克女子,现在他们大多数人不会说中国话了。我们之所以叫东干人,这是因为当时逃到这里时,这边的人问我们哪里来的,我们西北方言回答‘东干子来的’(东边来的),结果,当地人误以为我们的民族就是东干人。其实,我们就是中国西北的回民。”“大清国时,我们留着辫子。到了这边,我们跟当地人打架,多是因为当地人揪我们的辫子。我们刚来塔什干时,这个地方还有老虎、狼和鹿。这个地方有狩猎区,有猎人被老虎吃掉。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在莫斯科、海参崴和塔什干有领事馆,很多东干人回国了。但是,后来,中国把边境关闭了,我们就回不去了”,白校长说。白东山是1991年9月作为东干村学校校长,参加代表团,回到了老家陕西。

“左宗棠把回民追杀到天山西边,引起满朝文武不满,指责他只打回民,不打外国人”,白东山说。“结果,朝廷不让他回中原,让他死在新疆。”但据史载,李鸿章的确就出兵收复新疆与左宗棠发生争议,李鸿章以日本为最大威胁,力主“海防”,而左宗棠主张“塞防”。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有关晚清陕甘回民造反,学界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陕甘回民造反是正义的。孙中山说,“回民在中国历史上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最强。回民向以勇敢、不怕牺牲而著名于世。”毛泽东说,“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当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白彦虎趁太平天国之机,发动叛乱,试图在西北建立伊斯兰国家,进行圣战。在左宗棠打击下,白彦虎带领叛军及其家属逃入新疆,与来自浩罕的分离主义者阿古柏合流。王震说,“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宗棠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客厅里、卧室里、阳台上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图书和物件。“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秀才。他们从中国跑过来时,还带过来15个明代的瓷器。我父亲喜欢中国瓷器。1966年大地震,搬家时,都丢了”,白校长说。

“我是1974年开始收藏中国文物,我每次到中国花钱买了好多铜钱、瓷器,后来发现多是假的。但是,我收藏的清朝邮票都是真的。这些邮票是我在塔什干买的。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抢了好多中国宝贝。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把抢夺的一些中国文物卖给了塔什干的收藏家。上个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人去中国工作,也带回了不少收藏品”,白博士说。

客厅里铺的是50年前民主德国和苏联生产的地毯。“全世界最有名的地毯是土库曼地毯和伊朗地毯。中国最好的地毯是和田地毯,和田不仅有和田玉。我家里藏有160年前的新疆叶城的地毯”,白博士说。

“作为历史学者,我曾经担任苏联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突厥问题顾问,苏联科学院每年给我两个月的研究经费,冬夏各一个月,去采访调研”,白博士说。“在苏联时代,我每天订阅八种报纸,每天在上面寻找中国的消息。半个月能找到一条豆腐块大的新闻,都是负面的。那时候,两国关系不好嘛。”

“我的研究发现,维族先信佛教,后信摩尼教,后又改信伊斯兰教。中国西北的回民都是逊尼教派的苏菲派。我们西北回民从宗教上分不出来,只能从语言和人种上区分。维族在喀喇汗时代做大。从那个时代,从土耳其到新疆,出现了西突厥斯坦、突厥斯坦和东突厥斯坦,其活动的中心是热湖(伊塞克湖)。18世纪,乾隆皇帝收回了新疆。19世纪,大清国又把伊利从俄国要了回来。但是,大突厥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比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要高好几倍。我从苏联时期到现在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在这方面,美国的学者也只是小学生水平。有关这个问题,我只能去给中国人讲。”

“你懂维吾尔语吗?”我问。

“由于我会讲乌兹别克语,我到新疆,跟维族人随便说。维族人的文化、语言和吃饭跟乌兹别克人一样。”

客厅中央摆着一台电视机,正在播送CCTV15频道。“我家电视机可以收到50几个中国台”,白校长说。

“您懂几种语言?”学生问。

“我跟本地人讲俄语,一辈子上学讲俄语。我还会说乌兹别克、朝鲜话和中国话,但不会读中国书,更不会写中国字。”

我们翻越天山,来到这里的一年后就开始种大麦,后来还把当地水稻产量提高了3-4倍。1933年,俄罗斯、哈萨克闹饥荒,但是,由于我们东干人教会了当地人的高产麦子,塔什干成了有名的面包城,很多苏联人迁到这里了。50年前,安集延、撒马尔罕巴扎里卖的水萝卜、豇豆、韭菜、蒜苔、茄子,都是我们东干人生产的。我们还把中国的拉面、面皮带到了这里。当地人今天就用汉语发音称呼拉面、面片、辣子、水萝卜。”


“东干村今天的生活好吗?”学生问。

“乌兹别克上学、看病都是免费。这里必须12年义务教育,但这里的孩子上学以玩为主。中国对孩子压力太大。我们东干村120户人家,105家有车。过去,我们东干人大部分是农民,现在村里有30多人在中国企业当翻译。中国大使馆每年给东干村名额去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汉语。但是,在苏联时代,我们东干人很富裕,不搞第三产业,更不会开饭馆,给别人端盘子洗碗。”

“中国把你们东干人打跑了,为什么您还这么爱这个国家?”离开白校长家前,学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东干人和中国的关系,就像儿子与父亲的关系。父亲把儿子打死了,那也是父亲。我们是割不断的亲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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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十分钟后将在乌尔根奇机场降落,请乘客们系好安全带”,乌兹别克斯坦航空公司的空姐广播说。

在飞机上朝下望去,看到了源于喀喇昆仑山的阿姆河的下游宽阔的河水。处于阿姆河下游、克孜尔库姆沙漠绿洲孕育了伟大的丝绸之路城市——花剌子模。这里西及里海,南达呼罗珊北部。2500年前,花剌子模是古波斯阿契美尼亚帝国的一部分,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统治这个地区并用伊斯兰教取代了这个地区的祆教和阿姆河上游的佛教。公元11世纪-13世纪,这个地区出现了独立的花剌子模王朝,后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再后来,成为帖木儿帝国一部分。16世纪初,昔班尼在花剌子模建立了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他死后,暂归伊朗统治。1512年,当地居民赶走伊朗总督,建立国家。首都最初在乌尔根奇,后因阿姆河改道,16世纪末迁至希瓦。进入19世纪,花剌子模地区被沙皇俄国占领。

两个从撒马尔罕来的司机开一辆有空调的大巴来机场接我们。我们开始了从阿姆河下游到费尔干那的丝绸之路中亚腹地五大古城的采访考察,这五座古城是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铁尔梅茨和安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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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剌子模阳光充沛,一年300天是晴天,适宜种棉花。今天气温37摄氏度,我们行驶在卡拉库姆沙漠的绿洲里。公路中两旁都是棉花地。

“我们乌兹别克人称棉花是‘白金’”,我们的俄语女翻译阿克桑娜说。

“中国新疆跟乌兹别克一样阳光充沛,都是适宜种植棉花的。但是,新疆每年摘棉花的季节,要从几千里之外的河南招很多劳工抢摘。你们国家的棉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问。

“收棉花季节,我们政府会组织大学生帮农民摘棉花,一天工钱十美元”,阿克桑娜说。

我们下榻在希瓦古城南门对面的亚细亚酒店。“从伊朗回来的中国商队都从希瓦南门入城”,阿克桑娜说。

晚上八点,在蓝色的夜空下,我和麦克带着21个清华学生在一个没有围墙的由十几个高大的雕花圆木支撑的古老的茶馆里边吃饭,边上研讨课。远处尖尖的宣礼塔下的马德拉萨(宗教学校)一片寂静,那里的塔里班(宗教学校学生)看来已经放暑假回家了。而我们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课才刚刚开始。

(记录于2015年8月8日)

作者简介:
李希光,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素养与文明对话教席负责人、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李希光教授曾获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特殊贡献奖、巴基斯坦总统奖、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国家精品课、全国十大教育英才、国务院政府津贴等。 李希光教授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两所学院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新华社高级记者、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华盛顿邮报》科学与医学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

李希光教授与丝绸之路相关著作有《找回中国昨日辉煌》(1995,李希光丝绸之路四大路线采访日记)、《梦幻尼雅》(合著,新疆南疆佛教遗址考察纪实,1995)、《跟我去楼兰》(2000,古丝绸之路考察纪实)、《写在亚洲边地》(2015,李希光与他的学生在丝绸之路上考察15年的笔记)、《对话西藏:神话与现实》(2010)、《中巴经济走廊》(2016)、《亚洲边地26年行记》(2016)。


早在26年前,李希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青年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阿尔泰游牧路线行走5万多公里,曾出过书、画册,举办过摄影展。这些年来,李希光多次赴巴基斯坦考察,在俾路支、白沙瓦、斯瓦特、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等风险较大的地区,但又是一带一路核心区地进行调研,收集第一手材料。早在1990年,李希光随巴基斯坦最杰出的学者丹尼教授乘船来到卡拉奇,沿印度河采访考察古丝绸之路。2007年,经两国政府同意,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亲临清华大学为李希光主持的清华清华大学巴基斯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揭牌。2009年,巴基斯坦内阁会议决定以巴基斯坦总统名义,授予李希光“最高领袖奖”。

李希光也是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外交家。2010年以来,李希光分别受扎尔达里总统、吉拉尼总理、穆沙希德参议员等邀请,先后六次率领团组深入巴基斯坦访问考察。2014年春,深入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区,也是最危险的省份俾路支调研。2010年以来,李希光带领清华巴基斯坦研究团队每年与巴基斯坦国家科技大学或国家信息科技大学共同召开中国-巴基斯坦联合智库年会,李希光担任中巴联合智库主任。李希光对巴基斯坦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他多次与巴基斯坦领导人深入交谈,曾当面向穆沙拉夫总统、扎尔达里总统、侯赛因总统、吉拉尼总理等深入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2015年3月,巴基斯坦侯赛因总统专门听了李希光的演讲《一带一路与伊斯兰世界》。2015年夏天,李希光与穆沙希德参议员率领中巴远征队,全程考察中巴经济走廊,受到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接见。2016年夏天,李希光在斯瓦特王子的陪同下,深入塔利班最活跃的地区考察当地社会文化和佛教遗存。2010年-2014年,李希光两次去尼泊尔,分别给尼泊尔总统、总理、副总理、尼共毛派领导人普拉昌达和隐退的国王等讲中国道路和一带一路。

李希光教授目前讲授《初级新闻采访写作》(清华本科课、国家精品课)、《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大篷车课堂》(清华新生研讨课)、健康传播(清华国际公共卫生硕士课,英语讲授)、媒介批评(清华博士生课)。李希光近年来出版的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其它专著有:《谁蒙住了你的眼睛——人人必备的媒介素养》、《新闻采访作教程》、《初级新闻采访写作》、《软实力与中国梦》、《舆论引导力与文化软实力》、《发言人教程》等。在《科学》杂志、《求是》杂志、《红旗文稿》、《人民论坛》、《华盛顿邮报》等发表过有影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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